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保护马县长

我的家乡滦县在“七七事变”后成为了沦陷区，1938年“冀东大暴动”后，北宁路以北的党支部得以保存，北宁路以南因为全是平原，无地形庇护，一直饱受日本人侵扰。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眼看着家乡被毁、生灵涂炭，校长、老师、学长们纷纷投身革命，心中也暗暗埋下了保家卫国的种子。17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们村成立党支部，我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带领本地干部开展宣传抗日、除奸、发展党员、“二五”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活动。因工作出色，区委书记命我脱产，前去协助马县长的工作、保护马县长的安全。

秘密寻找马县长

这位马县长，是毕业于铁道学院的大学生。在那时候，认识几个字就算知识人，这样的大学生是少之又少的，加之他为人正派、原则性强，在当地有口皆碑。可是，我该上哪儿找他呢？当时，县长不像现在这样有固定的地点办公，一是条件不允许，二是为了安全。县长和其他的干部一样，都是打游击，不定期的转移活动地点。区里的干部告诉我，县里有个交通站，县长到哪，就会给这个交通站送个信，称之为送“官信”，凡是要找县长的人，都必须先找到县交通站的站长，只有他知道县长在哪儿。据此，我找到了马县长。见到马县长时，我暗暗感叹，他真是名不虚传：谈吐不凡，稳重得体,文武双全。于是，我庄重地把区里开的介绍信交给了马县长，他应是早已和区政府交流沟通过，心里有了计划安排。确认完我的身份后，便当场任命我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主要负责保管机要文件、文印，协助处理重大事情。当时的县政府除了县长和我以外，只有一个民政科员、一个公安科员、一个内勤、两个外勤，总共才7个人，可谓是人少任务重，遇到了不少艰难险境。

惊险的隐蔽行动

要保护马县长的安全，首先要解决隐蔽藏身的问题。我们当时所在的村是平原地，也没有青纱帐，只能挖地道。但是，因为地靠渤海湾，临近海边，地下水不好处理，所以地道难以挖深、挖大、挖通，严格来说只能算得上是地洞。先天不足后天补，我仔细研究了当地的地形地貌，因势利导，琢磨出了有着“双重隐蔽”功能的地道挖掘方法。地点的选择很重要，首先要找个有沙垛子和灌木树丛的地方，在灌木丛中开出一条小路，人可以直接卧在灌木丛中进行隐蔽或匍匐前行，矮而密的灌木正好可以遮盖住人，形成第一道隐蔽场所；然后再在灌木丛的两个外侧开沟，在沟里挖地洞，地洞要尽量挖得四四方方，在入口处安个木头框子，框外有盖，做成像一个小门的形状，进去以后，顺着树根的地方打几个气孔，以供人能在地洞里呼吸，这样的地洞，可以躲三到四个人，是第二道隐蔽场所。这样 “双重保险”的地道，很快就体现了它的作用。有一天，我们突遇日军包围，本计划让马县长一家先行躲到地道中，谁知，正在我准备物资前往地道的半路上，就发现了敌人，于是我匆忙放下东西往前赶，通知马县长敌人马上就到，来不及去地道了，需即刻就地隐蔽在灌木丛中的小路里。果然，我们刚卧倒，敌人的马蹄声就靠近了，幸亏有这第一道防线，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不久，我们就听说那天原来是日军接到了内奸的告密，专门去堵地道口的，一位同事被生生堵在了洞内，被活捉后生死未卜，而我们却凭此惊险逃过一劫。

一天之内三遇鬼子

经过地道被堵的事件后，敌人掌握了我们的隐蔽地点，加之有同事被捕，后果难测，人员和文件都需紧急转移。于是，马县长把他的儿子和重要文件、文印交给了我，叮嘱我务必把他们在一天之内安全送达至一名叫刘树贵的同志家，而他则亲自带领其他干部分头行动，引开敌人注意力，第二天再赶来与我会合。接到这个任务，我深感责任重大，马县长交给我的都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一定不能辜负他对我的信任，保护好他们就是保护好了马县长。但行动起来很不容易。刘树贵家离我们所在的村相隔了近一百里地，加之鬼子活动频繁，很有可能在路上撞见。果不其然，一天之内，我就三次遇到日本鬼子。第一次：我发现一个村子看起来十分古怪，村里没什么人，偶有村民见我们面孔陌生，也格外警惕，我怕他们以为我是特务，便跟他们交了底，说我是县干部，村民这才告诉我们，这村里刚被日军扫荡过，还有日军没有撤，并顺手指了指远处还在行恶的鬼子，让我们赶快走。第二次：我在前行途中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水流湍急，我穿着棉大衣，过河都成问题，更何况一个小孩子？拖在这里只会等来敌人，正在焦急时我想起这个村有我一个老联系人，是一对军属夫妇，于是，我把马县长的儿子托付给他们，约好第二天来接，自己再把文件、文印等里三层外三层的包了个严严实实，揣着游过了河，刚到河对岸，就看到敌人追到了岸边，可惜不能过河，只得作罢。第三次：我刚进村，就发现敌人在马路上，便顺小路躲进了一个烧砖窑，结果还是被敌人发现，紧急之下我朝他们开了两枪，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迅速逃走了。最终，我在晚上赶到了刘树贵家，完成了任务。马县长一行也在第二天赶来与我成功会合，并一同接回了他的儿子。

来源：长沙市委老干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