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祁东二中毕业的,当年读书时的梦想就是当个农民作家,像浩然那样,写出《金光大道》《艳阳天》那样的优秀作品。所以我在二中求学两年,凡是图书馆能借到的文学书籍几乎都看了,根本没想过要好好去考大学。机缘巧合,高考的时候本来填的是湖南师大中文系,最后因为分数太高被教育系先录取了。
师大毕业后,我到耒阳师范工作,教学之余,我心无旁骛搞教育学、心理学,顺手写些文章。4年中,我在各类报刊杂志像《家庭》《家家乐》《知音》《大众心理学》《中师生报》等发表了上百篇作品。本来我只想一门心思做个教育家、心理学家,又阴差阳错被朋友、同学生拉硬拽过去参加人民银行的招聘考试,最后我被录取了,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在人民银行10年,不管是从事办公室行政、统计工作,还是到县支行当领导,我依然爱好文学,也没有离开过文字工作。我记得第一次参加通讯员培训,是91年在黄山,《金融时报》组织的,培训了一个星期。我的新闻写作就是在那一次的培训中打下的基础。从此,《金融时报》《经济日报》上就可以经常看到我的名字。我记得有段时间《金融时报》整版整版登我的纪实作品,如《金融执法路坎坷》,笔名用的是金雨,我写评论写杂文时喜欢用笔名骆雨。那个时候纪实文章稿费高,一篇稿子的稿费好几百甚至上千,还可以一稿多投。所以一年下来,我的稿费收入就可以在我们衡阳的立新开发区买个门面。
这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调到《金融时报》湖南记者站去,编制在人民银行,业务归《金融时报》管,一个月只要写几篇稿子就行,业余时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在事情有点眉目时,人民银行的改革开始了,人事一冻就是好几年。
后来又有了一个机会,省人民银行有个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金融经济》,想改版走向市场,金融时报湖南记者站站长郭一先第一时间找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在衡山人民银行,心里的作家梦、记者梦一直没有泯灭,所以跟衡阳分行领导打了个招呼,就义无反顾地跑到长沙去了。通过几个月的努力,期刊改版可以说是成功的。原来是理论刊,除了作者几乎没人看,改版后,每期有个主题,抓的是经济金融的热点。我是采编部主任,我们采编部和编辑部的几位主笔轮流写主题文章。记得为了采访魏文彬,我预约了一个月,本来说好只给我半个小时,后来我们聊了3个多小时。我记得我写的文章标题是《资本造势:电广航母要出海──访湖南省广电局局长、党组书记魏文彬》,此文发在《金融经济》2001年第7期上,现在在网上还可以搜到这篇文章。我还采访过袁隆平,好像是隆平高科上市不久。
我当时的工作性质属于借调,本来一门心思想正式调到杂志社去,但新一轮改革又来了,人民银行要分出来个银监会。看来调入无望,我赶紧回到衡阳,分到了银监分局,担任统计科长。
这个时候我负责研究衡阳的经济金融数据,经常在银行、企业搞调研,我们的很多研究文章作为内参稿,被高层采用,还多次被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过。如农民减负问题,粮食收购资金改革问题、老工业基地改制问题等一些好的建议,还被吸纳进了决策文件。很多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省级新闻大奖。
那个时候我也给领导出出点子,写点文章,领导也经常邀请我参加决策咨询。我还在报刊杂志开了几个专栏。衡阳广电也经常请我去做嘉宾,做一些经济政策分析和金融数据点评。衡阳的媒体戏称我为“本土经济学家”。
后来通过竞聘,我在单位当了十年的纪委书记,基本上没动笔了。工作没做出成绩,写作的基本功也几乎废了。
2018年,我退居二线,又想把笔拾起来,开始给别人写些公众号文章,我同时给四个公众号写。有个稿费开得高的,是千字千元。但是好景不长,写了一年多,影响出来了,也引起社会关注了,单位领导却轮番找我谈话。我只好停下笔来,不写了。同时,我写作的兴趣也没有了。我现在除了每天写写日记、记记流水账,基本上不写其他东西了。
去年退休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衡阳市老干部(老年)大学。我不但报了主持人班,还报了声乐班、短视频班。我跟着老师学做VLOG,觉得做短视频是件蛮有趣的事情。我去年编辑制作了好几十条短视频,有反映百姓生活的,有反映风土人情的,有反映老干部大学学习的,发布出去,反响很好。市老干部(老年)大学推荐我担任《老年人》杂志的通讯员,对于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会认真对待自己的新身份、新使命。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人生有了一定的阅历和见识,写作素材是很丰富的。我觉得有兴趣就好,不一定要写多少稿子,获多少奖。尽管我退休了,但是“退岗不褪色”,我要继续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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