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冬至。采访杨汇泉同志，既期盼又荣幸，同时又有一点胆怯。一来是因为他前不久才从医院回家，以83岁高龄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这么做，对他老人家而言，是不是不近人情。二来杨汇泉同志认知水平高，实践能力强，在常德工作30年，是一座储满故事的“富矿”，我们怕以自己的肤浅而深入宝山不识宝。果然，临行前我们准备的关于常德人“官品”和“人品”的若干话题，在老人家惊人的记忆力、缜密的逻辑思维、清晰的故事叙说面前，显得如此苍白。谈着谈着，访问的话题就集中到常德人改天换地、甘于奉献、争先创新方面来。

沅水边  澧水边

“我们那个时期的经历和体会，和改革开放30年后的经历体会，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物资匮乏，经济短缺。解放初，常德没电、没自来水、没有公共洗车，直到1971年才有第一部公共汽车，从大米厂到三岔路，因为坐车人少，往返间隔时间长，半天等不来，市民称之为‘人民等’汽车公司。”杨汇泉绘声绘色的讲述，让我们没有亲身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恍如隔世。

“常德人民没有被困难压倒，在贫困之后争取有饭吃，吃饱饭到争取温饱的过程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在全省是一流的。特别是湖区群众吃苦耐劳更多，改变面貌更大，把艰苦奋斗发挥到了极至。”

1972年秋，“重新安排澧县山水”的澧阳平原会战打响。全县10多万劳力从红湖区、梦溪区的12个公社汇集到澧阳平原安营扎寨，参加农田基本建设战斗。口粮自己带、酱菜自己制、青菜借地种、肥猪自己喂、土筐自己编、工具自己修、工分生产队计。县里安排少量经费，仅仅能补充工具添置的开支。在广袤的平原上，他们以银锄作笔，以汗水为墨，画出最美的画卷。从北到南，每1300米画一格，那就是大堰垱干渠、车溪干渠、中干渠、大坪干渠、澧城干渠、澧西干渠6条主渠道；从西往东，每1100米画一线，那就是依序排列的22条支灌渠。同时还实行等高截流排灌结合，在这些纵横交错的灌渠旁修了8大排渠。多数地方是路渠结合，原来没有公路的地方，出现了曾大公路、张大公路、大坪干渠与大堰垱干渠之间的8条公路。当年的冬春苦战，全县完成土方1735万方，澧阳平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澧阳平原会战的同时，开挖王家厂水库涔北干渠。整个涔北丘陵50里山川红旗如海，人涌如潮。中武公社草堰大队18个生产队，没有一个生产队水源充足，年年粮棉失收。上工地时，全大队18个班210多人，仅自筹资金20元，人平生活费9分2厘。在这样穷窘的情况下，群众为了修建灌渠，劳动情绪仍然十分高涨。土箕坏了自己修补，分配的麻和铁丝计划指标没钱买，他们就上山割黄藤代用。连续施工59天，全连137人没有换过土箕，总是坏了补，补了坏，坏了又补……连部花1角5分钱买的煤油，居然照明45夜。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人每天挑土6立方多，两个月修起底宽3米、高3.5米、长170米的样板渠道。全公社跟草堰大队一样，施工初期共上山割黄藤1530斤，自制土箕1280担，修旧利废自带鸡公车514张，打草鞋2万4千多双。

“北有安乡，南有新田”，这是一代伟人毛主席昔日欣然赞誉安乡、新田人民战天斗地，把“山不成脉、水不成系、田不成块、路不成网、树不成林，地下无矿”，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的县，凭借一副副铁肩，一双双铁手，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英雄壮举。

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很快兴起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安乡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电力排灌歼灭战。广大农民肩挑背扛、破田破水，3年时间架设35千伏高压输电线3条，万伏高压输电线43条，建成了丁家渡、大鲸港、大湖口3座变电站，修建43座电力排灌站，新修了主支排灌渠道120条292公里，全县初步呈现了高压电线密如蛛网，电排机埠星罗棋布，排灌渠道纵横贯通的局面。

“那个年代，人们斗志极其高昂，劳动场面极其壮观。没有机械施工，全靠人力打拼，苦干拼命干。老百姓不甘贫穷，不甘落后，为的是改变自己的面貌，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杨汇泉动情地叙说，让听者仿佛置身那个时代场景，鼻子发酸，抬头向天。

仅以一个大队为例：1965年冬至1968年，安丰公社铁路湾大队，在支部书记李孝来、大队长刘忠明带领下，苦战4个冬春，在“五墹十眼一片沙，庄稼不长人搬家”的地方，铲平土堆230多个，填平弯沟乱港50多条，开挖干支渠道36条，总长度75.5公里，修筑田间大道60公里，渠边路旁植树25万株，将4000多块零乱耕地建成25大块、100中块、400小块的棋盘式农田，首创一个大队实现田园化的典型。

整个安乡县，从北边黄山头脚下到南端洞庭湖口，从东边的藕池河畔到西部的澧水洪道，到处红旗招展，人声鼎沸。一个个青年民兵突击队龙腾虎跃，争赴难工险段；一支支“铁姑娘队”你追我赶，抢挑重担；哺乳的妇女和少年儿童，也纷纷投入开渠筑路、移沙造田、平整土地中；奶奶送茶送饭到工地，爷爷编箕编鞋到夜晚……1965年至1975年10年间，全县人民万众一心，在园田化建设中投工5400万个，完成土石方1亿1千3百多万方。196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负责人华国锋等同志的汇报后，高度赞扬“北有安乡，南有新田”的精神。

花也繁  草也繁

“常德的农业在全国全省很有地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水稻生产以推广双季稻、提高复种指数为重点，全地区种植面积曾达到历史最高的1015万亩。70年代以后开始从扩大种植面积向提高单产转变，通过合理搭配品种，水稻种植实行矮杆化，稻谷单产提高4成以上。7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稻田三熟制。拿澧县来说，粮食生产在正常年境下，还是连年增产的，1972年粮食总产7亿斤，1974年8亿斤，1975年9亿斤，1976年9亿3千万斤。全县农民吃饭问题，绝大多数得到基本解决”。说起粮食生产，杨汇泉如数家珍。

作为粮食主产区，常德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尤为突出。70年代至80年代，十年学大寨中，常德每年完成粮食上交任务14亿斤至15亿斤，全省第一。有不少地方甚至宁缺自己的口粮，也要完成上交任务。副食品鸡鸭鱼肉蛋等，也是宁愿自己节约，年年完成国家派购任务。

“我记得，1975年春节前夕，李先念副总理亲自召开电话会，催调北京的副食品春节供应市场的物资，并动情地说：你们过年，也让我们过个年。我们听了很受感动。澧县农民在工厂停产闹革命过年，农民连块肥皂都买不到的困境下，竟然自发地倡议‘我们每队少杀一头猪，每人少吃一个蛋，也要让首都人民过好年’，组织了大量春节物资，由北京市直接派一个浩浩荡荡的汽车队来澧县拉回去。一车车牲猪、一车车蛋禽，也是一车车爱心、一车车亲情送往北京。”

“常德农业生产的贡献，还在于产生了几位闻名全国、载入史册的劳动模范：种水稻的李光庆，两个植棉的唐纯银、毕承松，一个搞旱粮三熟制的黄炳秀。”

“人满七十，粮过三千”的李光庆，是桃源县枫树乡庄家桥村人，早年试种双季稻获得成功。1961年任大队支部副书记，带领社员搞科研，当年试验田生产稻谷635公斤，比上年增产150多公斤，改造低产田获得成功。1966年他参加北京观礼后回县，决心生产更多粮食，萌发了进行稻—麦—稻三熟复种试验的设想。通过反复实验，不断摸索，终于解决了稻麦稻生产中的各种矛盾，1973年三熟亩产达1664公斤。李光庆在科学实验的过程中，与习惯势力作斗争，与世俗偏见作斗争，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历尽千辛万苦，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他的事迹和经验在全国学习和推广，并被推介到全世界。

“把生命种在祖国的棉花里”的唐纯银，安乡县安福人。在探索棉花高产过程中，他在选种育种、播种移栽、中耕松土、合理密植、巧施肥料、防治病虫、整枝打叶等方面，总结了一整套经验，大面积单产皮棉由50年代的50公斤上升到60年代的80公斤，70年代90公斤，80年代突破100公斤大关。他的植棉经验，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唐纯银个人先后2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6次受到周总理接见，21次受到邓小平接见。1950年，他探索改5月苗为3月苗，改撒播为点播，改宽垄为窄垄，改单一施肥为综合施肥获得成功，特别是他改写滨湖地区700多年种土棉的植棉方式，打破“苗不填房”这个从古到今久攻不下的世界难题后，激动地向毛主席上书报喜，毛主席回信：“祝唐纯银同志移植棉花成功，不断努力，永远努力！”“文化大革命”期间，唐纯银受到冲击，妻子雷福珍被折磨致死。1969年10月，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到安福公社松湖大队检查工作，得知造反派批斗唐纯银，提出严厉批评：“斗唐劳模啊，如果都像他这样的修正主义劳模，我这个省委领导就好当啦！”并亲自到家里看望唐纯银。

“南方大寨”女书记黄炳秀，慈利县通津铺乡长峪铺村土生土长的女能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她担任长峪铺大队党支部书记。当年的长峪铺，是个“满山是岩壳，出门就爬坡，滴水贵如油，寸土贵如金”的偏远山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由于水源奇缺，土层瘠薄，是个“月亮也晒得死苗”的地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世世代代靠“刀耕火种”养家糊口。黄炳秀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带领全大队农民，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就地取材，利用当地页岩特产，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砌成一方方规格大小不一的梯田，成为湖南当年学大寨的样板和亮点，被誉为“南方大寨”。黄炳秀除了带领农民重新安排山河外，还克服种种困难，摸索作物套种经验，在小面积试种成功后，又在继续解决套种间作问题的同时，探索高产稳产之路。“两季三熟”的成功，使长峪铺大队旱粮产量突破了吨粮大关，其“旱粮两季三熟”的经验为山区粮食生产开辟了新的途径，迅速在慈利、在全省推广。

“植棉模范”毕承松，澧县澧澹人。拥宪农业合作社主任，拥宪大队党支部书记，从1959年开始进行棉花育苗移栽实验，1962年试产田亩产皮棉200斤，1978年达237斤，先后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毕承松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棉花种植事业，他总结出“三分种、七分管、十分收成才保险”、“棉锄八遍花如银”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他发明的“密、矮、早”的栽培技术和营养钵育苗移栽技术，为夺取粮棉两熟高产闯出了一条新路子。他对棉花生长各个环节的肥水施用、中耕松土、整枝打芽、病虫防治以及生物调节素使用方面，提出了系列技术措施，是滨湖地区棉花种植法宝。

“历史的年轮不断前行，社会也不断改革创新。什么时候都要有梦想，什么事情都要有热情，什么工作都要有责任。这些不甘贫穷、敢担大任、勇于探索、乐于奉献的劳动模范，历史不会遗忘他们，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杨汇泉说得那么平静，那么平缓，我们听来却那么高亢，那么激越。

阳光下  月光下

“常德人重感情、重情谊，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这方面，我个人体会很深，尤其是我在‘靠边站’的几年里，仍然受到老百姓的尊重、体贴和关照。对这些情，我感激不尽；对这些人，我铭记终生。”

“1963年7月，农村开始‘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这是一年中大忙季节，棒槌落地，两头生根，农忙不能耽误，造反派将我们县委的几个‘走资派’放到茅草街公社金鸡大队，让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我住在一户中农家草棚里，只有顶棚，没有墙壁，四面通风。我便天天跟着这家一个十七八岁叫海子的男孩去割稻。他对我很好，割一会稻，就叫我坐下来休息一会，他还在斗笠中藏几支烟，一坐下来便说烟不好抽一支，真使我过意不去。他一家人非但不把我当‘走资派’，反而当客人看待，他家来客，杀鸡待客，也让我作陪。在这里我受到农民对共产党干部的深情厚爱，比在机关里人与人冷眼相待，恶语相加的境况感到日子好过多了。虽然每天劳动辛苦点，但是每晚睡得很好，使我终生难忘这家人的善意。”

“有次在茶庵铺，我和区里的走资派、红联头头，一伙人接受批斗，上午和下午连续两场批斗，罚跪一天。晚饭后造反派又勒令我们连夜去20里路以外一个大队抬柴油发电机，要在天明前赶回来，不能耽误明天上午的批斗会。我忙回到小饭店取衣服，一位女服务员听说造反派这样整人，深表同情，连忙偷偷地塞给我两个大米发糕说‘带在路上吃’，我甚是感激。两个发糕一阵暖流，不仅为我增添了力量，也给我莫大的精神安慰。对在极度困难情况下的人，给予稍微一点点同情，其分量都会远远超过给予者所能想象的。在小雨中，我们十多人在两个造反派持枪押解下，翻过一座山达到目的地，已是半夜了，他们忙着背的背，抬的抬，只给我一小捆线说：‘你拿这个就行了’，我也甚感激‘小走资派’还很照顾我这个‘大走资派’。在雨中，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进，直到天明赶到茶庵铺，吃了早饭又被带到会场接受批斗。”

“我非常敬重那些品格高尚，回报社会，将爱心洒满世界的人。常德的杨绍军，就是这样一位精神富有，充满阳光的人。”杨汇泉话题一转，讲述气氛从压抑变为开朗，但温暖如故，善良如故。

“杨绍军，仁人也。他既是企业家，又是慈善家，不仅在常德家喻户晓，而且名扬海内外。他个人创办的阳光孤儿院，民政部领导题名为‘神州第一院’，曾荣获联合国‘爱民工程奖’。我第一次访问杨绍军是1987年秋，那时他还是一位农民，靠自家杀猪、个人开车跑运输所得，赡养了7位孤寡老人。他像敬养自家的父母一样，柴米油盐、衣服被褥、牙膏牙刷外加零用钱，一一料理，前后13年，不单使老人们安度了幸福的晚年，还一个个隆重地送上山。第二次访问是1997年秋，他已在村里建起两排平房的一个院落，办起一座孤儿院，还把适龄孤儿送小学读书。第三次访问是2003年夏，他的善事越做越大，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上档次了。阳光孤儿院已占地20多亩，盖起三层楼房，设有电脑室、阅览室、展览室，具有与时俱进的现代品位。他从全省收养了103个孤儿，一半读小学，一半读中学，大家都享受着集体的快乐和幸福。”

“杨绍军的作为，超出了一般善人义举的范畴，也超越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发扬光大了传统文化。他使我发觉一个人做善事往往从关心他人开始，特别是关心那些似乎与自己无关的人的痛苦，从做善事中摆脱狭隘的自我，把眼光投向社会，并以高于常人的勇气和毅力去成就一番事业。”

常德风景名胜桃花源，是杨汇泉任桃源县委书记时，在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指示下，开始全面修复和保护的。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是大革文化的命，桃花源也在劫难逃，在破“四旧”的风暴中，刚刚修复一新的桃花源被破坏得面目全非，陶氏牌位被焚，门窗、匾额、楹联被砸，丢弃遍地。在全国“一片打倒刘邓陶”的狂潮中，杨汇泉理所当然成为陶铸在桃源的代理人，修复桃花源也作为“恢复封资修”一大罪状加在他的头上。说起桃花源，又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

“就在我靠边站被赶到桃源县委楼后面两间小屋里居住时，一天深夜，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门，细声喊着‘杨书记、杨书记’。我从来人动静分析不是造反派，便立即开门，原来是看守桃花源的谢子桂同志。他一进门就向我说：现在破四旧，桃花源被遭蹋得不成样子，许多匾额、门联被砸的砸，丢的丢，看了心痛啊！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自己不会先破吗？把所有尚挂着的匾额楹联摘下来，丢弃的捡起来，收藏在只有你知道的地方。他心领神会，‘好，我回去就这样办，’并说‘我不便久留，你保重身体啊！’便匆匆走了。后来我听说，就是这位老长工、土改根子、合作化时的老支部书记，半夜里把桃花源的许多牌匾、楹联收藏在桃花观的承尘上，才免于‘全军覆灭’。现在游人能欣赏到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意义深邃、语言优美和风格各异的书法艺术楹联，应感谢那位已故的谢子桂老人，他冒险为我们、为后代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天也宽   地也宽

常德人在任何工作中都有争先创新的思想、不甘落后的精神。而这些创新又是结合各自实际，多数情况下，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实际和出发不能分开。比如原来生产100斤，明年生产还是100斤，这只是‘实际’，还没有‘出发’。”杨汇泉边说边比划着，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同时明白其中的道理。

“借田生产”是杨汇泉任桃源县委书记时的发明，有了这个发明后，桃源县就再也没有饿死过人，全县顺利渡过困难期。由于恢复生产搞得好，第一年生产粮食2亿7千万斤，第二年4亿7千万斤，上级批准桃源县“自觉革命”，不派工作队搞“四清”，全县大小干部也就避免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减轻了很大压力，减少了很多矛盾，这是桃源广大干部之大幸。

“1961年我时任桃源县委书记，闹饥荒的年代，也确实饿死过人。盘塘有位老太太，吃大食堂时，从山坡外拄着拐杖，到食堂端一钵饭，在回家的路上滑倒，饭破了，回家就自杀了。这钵饭可能不只她一个人，而是家里几个人的救命饭。沉痛之后反思，怎样解决农民不挨饿的问题呢？经过深入思考、充分讨论，认为只有完全依靠每个家庭的积极性，才能缓解饿死人的问题。于是我提出：‘划足自留地，划小生产队’，全县60多万人划为8000多个生产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每人从集体中借5分至1亩田地，种春粮春油、小麦、蚕豆，实行谁种谁收，自产自收，春收后收归集体插稻，这就是‘借田生产’。当年全县生产春粮6000万公斤，基本解决全县人口两个月口粮问题。第三步是休养生息，今冬明春停办一切调动劳动力出队修路修水利工程，队里冬季生产实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主要搞好越冬作物培管，力争多产粮食。这样做的目的是保人、保畜、保种子，节约渡荒。”

这样的决定，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大胆的，是冒政治风险的，可是得到了老百姓的积极拥护，也得到了陶铸同志的高度肯定，并把桃源县定为中南局的联系点。实践的结果也是可喜的，桃源再没闹饥荒，更没饿死人。以茅草街公社茶耳四队为例，全队30户92人，216亩地，种秋荞63亩，麦豆52亩，油菜10亩；农民借田60亩，种粮25亩、油21亩、菜13亩。第二年集体产粮6700斤，油菜籽1000多斤；社员产粮2750斤，油菜籽2150斤，顺利渡过春夏荒。

“常德地区真正克服思想上的顾虑，坚定地全面地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1982年元月全省县委书记会后。这次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湖南座谈会的精神，解决‘心不齐，气不顺’的问题，会上胡耀邦同志问：‘湖南敢不敢包产到户？’一句话，现在看似平常，当年却有雷霆万钧之力，震醒了湖南全省各级干部，也震撼了三湘大地。那一年春节刚过，大包干这一重大改革，在常德地区90%的地方完成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原来有些同志存在一些顾虑，什么耕牛怎么养、大田怎么划、五保户怎么办等等若干问题，农民几天甚至一夜的讨论就解决了。像这样大的改革措施，上级没派工作组，事后也没发现矛盾解决不了，更没有为此上访的群众，说明改革得民心，顺民意。”

搞经济工作，单靠热情、干劲不行，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有科学的态度，否则干劲越大，损失越大。常德曾经为此付出过巨额学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业进行调整，调整农轻重比例，调整积累和消费比例，调整生产性建设与非生产性建设比例。对无资源依托，无技术优势，无经济效益，又扭亏无望的企业坚决关停并转，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常德在实施过程中，是顺利的，没有大的争论和反复，有的同志虽然感情上过不去，但都顾全大局，愉快执行。

“我记得当年关掉桃源陬市和慈利通津铺两个小氮肥厂，也经过了一些思想斗争。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李光庆、黄炳秀，以其特殊身份，在省计划会上争取的，在其家乡各建一个年产3000吨的小氮肥厂，都已开工建设了，且部分设备已进厂。有的技术人员向我提出，建这样的小厂很不合算，是资源浪费、资金浪费，规模小，成本高，将造成长期包袱，建议立即下马，分别与县氮肥厂合并 。”两个县长唐佩安、高惠庆也是这个意见，只是不敢说。一是担心砍劳模的厂，怕说‘砍红旗’负政治责任；二是担心不好向省里交代，要了项目又不建。我则坚持说，两个工厂下马并不影响劳模在粮食生产上创高产，怎么扯到砍红旗呢？是两码事。我们办工厂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现在建厂资金无从筹集，建成投产后长期亏损谁来补，到时被迫下马，损失更大。在刘佳时同志主持下，最后地委统一思想，决定下马与县厂合并。这样桃氮扩大到2万吨合成氮，慈氮扩大到1万吨合成氮，两氮成为两县上交利润百万元的大户。”

杨汇泉任常德行署专员期间，从常德实际出发，围绕提高经济效益，重点扶持了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为以后常德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常德当年有一定生产规模，有一定技术优势，有市场竞争力的就是烟、酒、纺织品。1980年，他和常德卷烟厂厂长段远来研究，烟厂要一手抓扩大生产能力，一手抓扩大卷烟产量。那时没有引进先进设备的渠道，便由烟厂提供样机，让七一机械厂生产1分钟卷800支的烟机，一台机子的钱只要生产几十天的税利就拿回来了。这样前后共从七一厂购烟机110台，大大增加生产能力。在卷烟生产计划上，杨汇泉支持“明五暗一”，即对外称50万箱，内部实际生产100万箱，1983年就生产70万大箱，成为仅次于上海烟厂的全国第二大烟厂。同样让杨汇泉倾注心血的有常桃两纺、湘澧盐矿，和烟厂并称“四大家族”。常德纺织厂由5万纱绽扩大8.5万纱绽，并新扩500台宽幅布机；桃源纺织厂扩建1000万米印染线，使纺、织、印配套；湘澧盐矿新开二探区，保证后续资源；还有常德酒厂由150吨扩大到1000吨生产能力。1982年地直各单位的工资和各项经费总支出2000多万元，而这年剩余的机动财力有3000多万元，这在全省没有第二家，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人物简介：杨汇泉，男，1932年2月11日生，原名杨云山， 中共党员，山东平原人。1946年2月参加工作，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文化。1946年任恩县县政府通讯员，1947年任恩县建设科科员。1948年8月随军南下湖南南县，历任南县县政府科员，县委宣传部干事，1950提8月任中共南县第五区委秘书、组织委员 、副书记、书记。1953年8月任常德地委组织部干事、科长、审干办公室主任，共青团常德地委副书记，1957年任共青团常德地委书记，常德地区组织部干部科科长，1960年4月至1961年4月任常德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61年春任中共桃源县委书记，1966年8月，以“桃源县最大的走资派”被批判审查两年多，1969年恢复工作。1972年2月任中共澧县县委书记。1977年8月任中共常德地委副书记、常德行署副专员、专员。1983年1月在湖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湖南省副省长，1985年6月当选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94年1月任第七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98年离休。

离休后息政从文，现为湖南作家协会会员，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著有诗集《芷兰集》、散文集《湘江北去》与诗文合集《遥远的美丽》等。其散文《芝麻官餐馆》获第六届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湘江北去》、《芝麻官餐馆》均被选入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材。2003年中华诗词发展研究会授予当代中国诗人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