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胡编庆，男，岳阳县人，大专文化，共产党员。1936年12月出生，1958年5月参加工作，1998年7月退休。曾任职岳阳县完小教导主任、学区党支部书记，岳阳地委行署机关副科长、科长，地委农村部副部长，华容县委书记，岳阳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回忆任县委书记时自律防腐的往事

1984年—1989年，我任华容县委书记5年。县委书记位不太高，权却很重，有求者多，施“糖弹”者不少。我深切感受到县委书记要清廉从政，远离贪腐，不但需要制度纪律约束，更需要自己高度自觉自警自律。

我在华容任职期间，把这里作为家人进入的“禁区”。不搞“近亲繁殖”、“鸡犬升天”。我在华容工作5年，老伴从未来过一次华容。她对人说自己有晕车的毛病，其实这只是表象，内情则是履行我对她“不参政”的约定，她对我公务活动“不介入”的承诺。儿子儿媳是岳阳最早双双下岗的职工，我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们找工作，而是动员他俩摆地摊自谋生活。1987年6月的一天，一位认识我家人的同志告知，我儿子儿媳在华容街上摆地摊卖香烟。我当即打电话到县烟草局，询问是否为自称是我儿子儿媳的人低价批过香烟，当明确肯定回答没有我才放心。随后，我动员儿子儿媳回岳阳，我说你们摆地摊，全国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不能到华容来。从此儿子儿媳长期固定在市区梅溪桥摆地摊，再也没有来过华容。侄儿在岳阳县建筑公司做泥工，一天晚上到县委机关来看我，说市区一建筑公司承包了华容县档案馆建筑工程，把他也借调到了工地。我一听便知事出有因。第二天，就请县委办主任到档案馆工地做好有关工作，动员他离开了华容。

我任县委书记后，有3个子女先后进入婚龄期。我先后在市区7个单位工作过，同事和下属不少，求我办事的人多。儿女的婚事怎么办？我和老伴商量，并征得子女们同意，确立了低调保密办婚事的原则。低调，就是不搞大操大办，婚事只告知部分主要亲戚，婚宴规模控制在5桌左右。保密，就是家里门窗不贴对联喜字，不放鞭炮（当时尚未禁炮），不搞车队接亲，不能让院子里的人知道。我在任县委书记期间，3个子女先后在市区结婚，我都坚持在县里工作，没有回家参加婚礼婚宴。这样三场喜事办下来，华容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就没有收受分文礼金。市区家里的婚事也坚持按原则进行，三场婚事只被两户邻居发现，一户送礼金50元，一户送价值百元以下纪念品。在华容工作期间，因血吸虫病、耳膜穿孔等原因，我先后3次住医院。为了不让大家知道我住院的消息，第一次住院时，我对办公室谎称自己外出开会，并悄悄住到比较偏僻的鲇鱼须卫生院，住院7天没有任何人知道。第二次住院，我以同样的方式跟办公室请假，只要求派一名年轻的男同志随行。在“湖南附二”住院10天，只有县氮肥厂党委书记到医院看望。是他到省里办事，在长沙街上碰到了照顾我的小李，小李失口泄了密。这位党委书记见我住在一间十多人的大病房，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床边桌上放着一只无盖的菜碗，便到街上买了三本书和一只有盖的搪瓷菜碗送给我。第三次住医院，市委派出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专程到华容看望，安排我离职治疗休养，市委组织部长并亲自送我到市干疗所，由于这次住院时间较长，组织上还明确由一位副书记主持工作，消息传开，有20多人到医院探视。凡是送现金红包的，不论钱的数量多少，都被我坚决婉拒。对于所送水果、罐头、奶粉等保健食品，我请办公室将这些东西分别送给县敬老院和机关幼儿园。

我之所以能做到廉洁从政，得益于我有一位真正的“贤内助”。老伴待人非常热情，办事坚持原则，凡同她打过交道的人，无不称赞和敬畏。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初中同班同学，几次到华容求我办事碰了钉子，便多次到市区找我老伴。每一次老伴都盛情接待，但只要他往家里送东西，人就被推出门，物就被丢到门外，这位同学从此与我再无往来。1987年腊月，县委办主任带人将一条60多斤的大鱼送到我家里。我老伴接待很热情，但坚持过秤付款后才收下。

在华容工作时，因单身一人，加之县委机关离县委招待所不到100米，组织上安排我住招待所，吃饭在小食堂单开，生活由服务员照顾。我没有接受这一安排，坚持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在办公楼住宿，并在走廊底端用屏风隔有一小块地方做厨房，赶不上食堂吃饭，就自己下面条解决。平时还备有一小铁桶饼干，因早上常有人找上门办事，我就边接待边吃几块饼干。当时没有洗衣机，衣服自己晚上用手搓洗，被子则利用到市里开会带回家洗。我平日下基层，特别是下农村调研检查，坚持不接受高规格接待，有两次吃饭上了水鱼，一次在新河乡食堂，一次在三封寺镇一村支书家，我对这道菜没有动筷子，饭后除按规定交饭钱和粮票外，还另交了加餐费。我因公出差，坚持住普通招待所，而且一般不住单间，更不住套间。吃饭也常在街头和路边小店。县里有一既不公开、也不行文的内部规定，县主要领导每年可安排几万元公关经费。我这一辈子从没有向上司“进过贡”。我认为这种“进贡”既是对领导人格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即使对县有利的事，需要打通“关节”，我也不愿自己出面。所以我任5年县委书记，从未经手动用过公关经费。

领导干部参加公务活动，会碰到发纪念品的问题。好在那时没有发红包的，一般只发水笔、笔记本和搪瓷茶杯。除有时秘书、司机帮我代拿外，我自己都不要这些东西。任职5年县委书记，唯有一件最值钱的纪念品，就是离退休干部表彰会所发皮马甲，当时我拒绝没有要。过了一段时间，县老干局长将这件马甲送到我办公室，仍然被我拒绝了。事过几年，我已任职市政协副主席，这位老干局长还把这件皮马甲，从华容送到岳阳我家里。我从内心感激这位局长的执着，但我仍然没有接受。当了5年县委书记，我从不用公车为家人和亲友办私事。我除到市里开会回家外，基本上没有因私事坐公车回过家。有一次，住在岳阳荣家湾农村的老父亲患病，老伴带信叫我去看望，因为这是私事，我没有要公车，而是坐公交汽车和火车往返。1986年暑假，我小女儿在县一中打电话到县委办，通知我骑单车去学校拿行李，因我下乡去了，办公室便派小车接回了机关。晚上我回来知道后，当即到财务室按机关用车制度补交了汽油费。

我是一个处事低调、不喜张扬的人，新闻媒体曾多次要采访报导我清廉从政的情况，都被我婉言拒绝。1988年12月，《湖南日报》编辑部一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说，报社将我清廉从政的情况，写了一篇较有份量的报导，准备近期见报，并说此稿已向《人民日报》推荐，估计他们也可能会采用。得知这一信息后，我考虑到华容刚遭受特大秋季洪涝灾害，数万受灾群众生活困难，当务之急是生产救灾，而不是宣传县委书记。同时组织上已通气，鉴于我的健康状况，准备调离华容回市里安排工作，此时我更不能为自己升迁大造舆论。第二天我就请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赶去报社，代我说明情况，请求不作报导。事隔两天，我又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再次去报社，请他们转告《人民日报》有关同志，要求不要报导推荐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