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父亲是个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精明能干、坚毅刚强、吃苦耐劳、热情好客的人，只是脾气有点暴躁，也存在着一定的小生产者的农民意识，但瑕不掩玉，他身上闪发出的无数亮点和散发出的许多优秀品德，如松柏葱笼、青山长在，为我们树立起处世的标竿和做人的楷模。

――生死时刻行得正。时光拉回到1949年初，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大半个湖南后直达常德。这时国民党暂编师马坤武匪部盘踞在周家店一带的深山老林中企图负隅顽抗。年轻力壮的父亲被他们抓到，强迫命令父亲去给他们当炮灰。父亲正气凛然地说：“打死我也不去！解放军就要到了，周家店就要解放了，马上就是俺穷苦人的天下了，你们就等着接受人民的审判吧！”匪部中一个当官的怒气冲冲地把父亲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后准备拉到周家店大坟山枪毙。母亲和母亲娘家的人、祖母和祖母娘家的人以及父亲的各路朋友见此情景，一下聚拢来60多人，把这帮土匪团团围住，他们见势不妙，只得放了父亲。解放后，父亲把那个土匪头儿抓到，交给农会处置。农会鉴于父亲，积极勇敢的表现，决定让他当农会执行委员和贫下中农协会会长。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而借住在胡家祠堂的我们家，此时分到了一间半瓦屋、五亩五分田和两亩山地。后来，土改工作队动员父亲出来工作，他知足常乐，只想一门心思经营好来之不易的属于自家的七亩五分田土，便婉言谢绝了。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他虽然没有当上国家干部，但他从此以后却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庄家汉子。

——危难时刻挺得住。1962年的春夏之交，是个多灾多难的季节。因为外婆生日我未前去祝寿而导致大家不愉快等原因，第一任继母即幺娘在与父亲吵闹之后想不开，于深夜上吊自杀了，疲劳的父亲惊醒后已解救不急（每当想起这事，我心生愧疚，即使已找不到幺娘安葬的地方，我每年都为她烧纸钱、上高香）。父亲把幺娘安顿好以后，就急忙去报告她的家人。她家中有个亲戚硬说幺娘是我父亲打死的。一传十，十传百，前来沈家坪我们家看把戏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闹了七天七夜。最后在公社党委书记张万喜鼎力调停和县公安局公正检验证明父亲的无辜与幺娘确系自杀之后，局势才逐渐平静下来。这时的父亲已精疲力竭，这时的家已人财两空，我真的耽心父亲这时会倒下去，这毕竟是他人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他毕竟是我和家的顶梁柱啊！“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父亲在围堵中处事不惊，始终相信自己和组织；面对家破人亡的悲剧与惨景，他满怀信心而又从容镇定地对我和奶奶说：“娘，儿子，不要怕也不用慌，灾难已经过去，咱们重新再来！”从父亲坚定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信心。随之而来的是我考上了常德县六中读初一，家中盖起了新的瓦房。

――关键时刻过得硬。1964年，社教运动在全国展开。父亲时任天门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安乡县来的三位工作组成员基本上蹲在我们队里，把父亲作为本生产队“头号‘四不清’干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整。理由仅仅是父亲在集体劳动之余或集体劳动之时搞过屠宰副业。在一次批斗会上，工作组要父亲作深刻检查，贫下中农中的个别激进分子要父亲低头认罪。父亲向来不卑不亢，敢作敢当，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搞屠宰副业没有任何错：(一)宰猪杀羊是社员的需要，我有这个手艺理应为他们服务；(二)杀猪宰牛我大部分是利用晚上时间，并没有影响集体生产；(三)即使是在白天请我杀猪，也是向大队报告过的，生产我照样安排，工作还多次评为上游；(四)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都向队上交了副业款，只是晚上交得少一点，这也合情合理；(五)队上添置农具的开支，有一部分钱就是我上交队里的副业款，我有功劳。所以，这个罪我不认，这个检查我不作！”，于是，父亲遭到了围斗，他一气之下冲回了家。这下可惹祸了，父亲被撤职，我家的口粮被暂停供应。父亲并不以为然，他一边出集体工，一边找亲戚借粮食度日。《二十三条》下来之后，父亲被证实没有问题，对我家的粮供也恢复了。一天，工作组长把父亲叫去(我不放心也随之前往)，说只要父亲认个错，就没事了，这桌上的十斤米也就可以提回家去。倔强的父亲一听，垃着我的手回头就走。我知道，父亲是不愿为这五斗米折腰，他宁肯站着生，不肯跪着活。这时的我既敬佩父亲的骨气和硬气，又担心他会因此再次挨批。这种担心很快被证明是多余的。“四清”结束后，威信颇高的父亲在民主选举中又当上了生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