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中华民族每个家庭的家风家规，都承载着本民族的血缘文化，维系着亲人的情感，担当着家庭成员为人处事的道理、学习和生活准则。但是，家风家规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有所更新、发扬光大，反映着更强的生命力。

我家的家风家规，说来也源远流长。明初，我先祖刘子明任长沙卫指挥史时，举家从江西吉水移民至湖南宁乡和益阳衡龙桥定居，开垦荒芜田地和山林，发展生产，勤劳创业，就提出了一套良好的家风家规，即古称“八道”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教育子女，既学谋生，又学做人，要做到孝老爱亲，勤耕爱国，诚信做人，和睦邻里，自强不息，兴家立业。此家风家规承袭不断，家族兴旺发达，财产殷实。清朝中叶，先祖为更好地承袭家风家规，世代不息，在建成《刘氏宗祠》祭堂后，将八字家风家规，以一平米见方大字楷书于祭堂两侧墙面上方，醒目照人，每年祭祀时宣讲一遍。还在增定的派语中忠告子孙牢记“忠厚传家延远泽、支茂端由本素培”，方能立心铭德，做个好人。同时，利用祭堂办学堂，教书育人等，形成了一套良性循环的八字族训家风：耕读正心，崇德向善，爱国爱家，孝敬父母，勤俭持家，诚信友善，和睦邻里，力戒非为等，承传后人，好人好事辈出，不良之事绝迹。

刘安钺，字辉佐，我的上六代先祖，是当时益阳县四大财主之一，他是承袭祖训家风的佼佼者。他爱国爱民，以博有家财广做善事。当益阳龙洲书院缺少资金难以办学时，他慷慨捐献良田十石（约63亩）助校，学子得以继续就读，造就出不少人才。当资江渡口过渡收费，过往群众难以负担时，他捐送良田十石做渡河费用，使收费渡河改变为义渡，方便人民群众，延续至共和国建立后为止。当衡龙桥原古桥短窄已成危桥之时，他捐出资金重修成宽长的石质大桥，勾道长常古道，方便群众和来往客商。当益阳地域连年天旱大灾，农民失收，逃荒难民增多时，他开仓赈灾，建棚施粥，普救灾民等等，群众感动，民情上传，清嘉庆皇帝于嘉庆廿三年降旨，特敕刘安钺《乐善好施》石质牌坊一座，建于“七一”学校下首（已毁），以资褒奖。直至我祖父刘瑞初、父亲刘运辚辈，擅长中医，常为群众看病施药，从不收费。

母亲刘熊氏，家风家规的忠诚世袭者。母亲出身书香门弟，读过《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等书，性格内向，诚恳朴实，善良勤劳，在家境衰退后，仍维系着良好的家风家规品格，教育我们这一代正心铭德，耕读立家。一九三七年“七七”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时，父亲病重，年仅廿一的大哥乐康病逝，三哥范全年仅十四岁，正在就读的二哥子昂和满堂兄传甲义愤填膺，决然投笔从戎抗日。我父母亲、伯父母和八十高龄的祖母，在国难当头时，大义凛然，在中厅堂屋为他们两兄弟抗日送行话别，我母亲谆谆嘱咐说：“你们要好好打败日本鬼子，胜利归来。”两位兄长从军后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二哥所在部队还开赴广西参加阻击日军的昆仑战役，后退守贵州独山阻击日军西进，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于一九四六年春回家看母亲，才知父亲已于六年前去世。母子见面，母亲饱含爱国之心潸然泪下说：“子昂，打败了日本鬼子就好了。”

一九四九年秋，我带着正心铭德的祖训家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受的是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思想教育，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在那战争年代，我只收到过母亲的一封信，鼓励我“不要想家，努力做事，打好仗”。我在进军两广的粤桂边战役，一九五零年四月的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时，驰骋沙场，木船渡海作战，能吃苦耐劳，勇敢杀敌。在保卫国防坚守海岛备战中不辞辛苦，刻苦工作，如下连调研或办点，以心换心改造多名后进战士和个别后进连队。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某日，守备一四九团裴梓清政委命令我一个人去解决六连战士受“文革”影响发生动乱的严重事件，我知道这是件危险任务，我抱着忠于党和人民的决心，顶着风雨赶赴六连，见全连战士在少数人操控下揪斗连排干部，大喊口号“罢官”，要搞大串连，赶走工作组，干部脸色苍白，连队一片混乱，完全失控。我运用党的政策和军事纪律，用政治思想教育战士爱党、爱国、爱军队，正心立德，做优秀军人等，经过通宵工作，制止了动乱，防止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第二天，受到团、师、军区表彰。

我从参军后很少回家探母。第一次探家是时隔七年之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母亲见了我含着热泪说：“你回来啦，你在军队工作很忙，你黑了，结实了。”我在家仅住七天，因工作需要即返部队，此后二十余年仅探家五次。一九六六年三月，“文革”已开始，母亲病重，她告诉三哥在信中不要说她病了，“免得振坤担心，影响工作。”不几天，母亲病故，远隔关山，事不待人，我未见母亲最后一面，孝心未尽，痛心不已。但母亲的爱党爱国之心，使我万分敬仰和慰藉。

一九七六年四月，我转业回益阳县分配在二轻局工作，与各干职工同甘共苦，齐心协力把工作搞得可以，盈利可观。第二年六月，县委调我到县公交办工作，先到县氮肥厂搞工作队长，要求把氮肥生产搞上去，为县里多生产氮肥，要扭亏增盈。我知道该任务繁重，采取搬用军队全套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分层次动员干职工全力以赴把生产搞上去。刚开车两个月，月月亏损五、六万。经过摸底，职工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工资低不安心；二是家中妻儿老小生活困难无法解决，因此人在岗位心在家，操作常失误。由此，我想到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和“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观点，我想采用“奖金制”激励生产的破天荒办法，把生产搞上去。但也想到虽已粉碎“四人帮”近一年了，但仍然在高度政治化掌控下，政治风险很大。经与厂党委班子商议，听取职工意见，绝大多数人同意。因此，我首先说明，我是为益阳县人民多生产氮肥，减少财政支出，若出了问题我个人负责，请干职工都要保密。工作队不发奖金。经过周密计划即实行“奖金制”生产，职工情绪很高，宁神操作，产量立即上升，由原日产氮肥三十余吨上升到日产六十四吨，仅实施三个月即盈利二十余万元，除发奖金外，还节余十余万元。好景不长，个别职工外出吹嘘，被有的单位揭发，县委直接组织工作组追查，开会批判我不突出政治错误，“搞金钱挂帅……”有位财政局的负责同志批评我说：“你在部队搞政治工作几十年不懂政治，只搞金钱挂帅……益阳县有的是钱，不要你搞扭亏增盈。（吹牛）”我在会上作了检讨，感谢大家帮助，但又用马克思的观点说明了没有做错的四个意见，管公交的李太年书记心知肚明我没有做错，但又不能明说，只说：“停止奖金制，继续搞好生产，散会。”我当队长一年，亏损五十三万元。真是，宁要亏损不要盈利，极左思想阴魂不散。

我对子女的教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使他们健康成长，忠诚革命事业。当然，我也用母亲传承的正心铭德祖训家风教育，为他们树立好人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稳步前进。

（作者系益阳市赫山区原纪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