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简介：王绍宗，男，1931年3月出生，省人大郴州地区联络组副主任岗位退休，1976年10月—1984年2月曾任桂阳县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谈到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要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我在岗时，曾在嘉禾、耒阳两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十三年之久。1976年10月—1984年2月在桂阳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长达七年半，更感到总书记讲话格外亲切、动情、实在。让我脑海中浮现当县委书记情景，深深感受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很重要，责任不小、压力不小，当好确实不易。

1976年10月，刚刚粉碎“四人帮”，消除内乱隐患，全国上下群情激奋，斗志昂扬。10月28日，省、地委调我从耒阳到桂阳任县委书记，立即动身，准时到达接受任务，决心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我怀着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道德情操，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怀着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心情，力争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向党和人民交出答卷。

10月29日，放下行李，同省委农业学大赛工作团长王兴连续花了半个月时间，到了二十九个公社。当时全县三十三个公社，走村串户，夜宿农家，座谈访问，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同时查阅县志、州志，决定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回顾起来，学习焦裕禄为榜样，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从严治党抓好党建

带领县委一班人，严格实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团结战斗。我深知党派我到七十来万人的大县工作，重任在肩，作为书记，能否带好班，能否形成核心，解决桂阳面临难题，关键在县委。县委必须坚定、团结、为民、务实、廉洁。用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作指导，发动一班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一对桂阳县情的认识。通过调查，大家一致认为：农业是发展的基础，农业是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国家安。桂阳是八宝之地，资源丰富，具有很大开发潜力。人心思定，民意思发展是人们的思想主流，县委领导个个表示，决心以“治穷富民”为己任，带领人民群众奋勇前进，在统一思想基础上，紧紧把党的建设抓在手里。

1977年11月25日，县委全体会议，作出《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决定》共有七条，对于全县干部改进作风、促进民风起了积极作用，深得民心，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个文件已收《中共桂阳历史》第二卷433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由穷变富”。当然我们提倡的富，是不搞剥削、勤劳致富的富，是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富，是遵循党的政策不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富。桂阳一万五千名党员，有百分之五十是“文化大革命”中发展的，在十年动乱中，受党的教育少，对党的基本知识不了解，党性锻炼不够，因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对党、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定信念。于是围绕这个时期党的任务，办好县委党校，办好乡镇党员短期培训。一是把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同回顾党的历史结合起来，弄清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党的功过是非，使党员认识党是一个成熟的党，一个有希望的党；三是把学习党的现行政策，与总结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变化结合起来，使党员坚信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坚信党能领导四化建设。由于在轮训中坚持正面教育和采取疏导的方针，使党员受到深刻的教育，精神面貌变化很大。

为了坚持原则，从严治党，扶正祛邪，扬善惩恶，赏罚分明，真抓实干。1978年2月，县委大张旗鼓地表彰“十大先进集体”“十大先进个人”，以树立正气，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桂阳是个大县，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县委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拨乱反正，摆在主要议事日程上来。大力纠正“穷过渡”、“大呼隆”、“大锅饭”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等“左”的错误。

在省委副书记王治国，省人大副主任石邦智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帮助指导下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关于解决文化大革命和过去运动中遗留问题的决定，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了一些规定，着手处理了一批冤、假、错案，先后为九百来名干部群众进行平反昭雪，继而对五十年代错划为“反党集团”的同志平反。落实华侨、起义投诚人员、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大革命中搞“无敌城”下放农村的两千余名居民，经专题调查并请示地委同意后作了分批安排、妥善安置，大大安定了人心。二是从桂阳实际出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对生产队所有权和自主权，经营管理权，社员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等作了新的规定，撤销带有“左”的色彩的土政策。随后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场大变革，是中国继土地改革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农业革命，它带来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1980年元宵节，我陪同地委书记熊清泉，不辞劳苦，翻山越岭，走村入户、问寒问暖。在浩塘、飞仙农村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深感清泉同志是勤于实践探索，善于调查思考的德高望重的好领导。特别是发现飞仙长隆三队有一对联：上联“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季季发财”下联“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方方大利”。清泉同志很欣赏这副对联，高兴地在队长家共度元宵，共商致富大计。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我们认识到桂阳“失误在山，难度在水，穷在单一，富在开发。”不到几年农村温饱问题解决了。经济结构也做了调整，提出了“南种柑桔北种枣，烤烟黄豆普遍搞”的规划。

1981年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王震，在省长孙国治、地委书记熊清泉陪同下来宝山视察，我向他汇报县里工作，他表示赞许。并询问三国时赵子龙守桂阳以及历史文物赵子龙井等情况。王震指示“开发资源，综合利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我得到很大启发，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各种专业户纷纷出现，大大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注重县情真抓实干

从桂阳县情出发，狠抓水、林。我一上任，爬山涉水，调查研究，查阅县志，吃透县情，体察民情。强调用社会主义大农业、大粮食的观点重新认识桂阳的自然资源，决心不论刮东西南北风，始终抓住水电建设不放松。1977年主持编制了《桂阳自然灾害年表》，1979年开展大规模土壤普查，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县情。

桂阳自古被誉为“三湘之屏藩，两广之管钥”，素称“八宝之地”。但是干旱频繁，“岁岁以旱为苦，十天不雨人心惴焉”。地下水资源虽然丰富，但埋藏深，难利用，流域面积最大的舂陵江，由于河床低，河水利用率仅0.45%，“水在低谷流，人在岸上愁。”桂阳从汉高祖建郡至今二千多年，有文字记载：大的水灾56次，平均20年一次，大的旱灾101次，平均十年左右发生一次。全县旱灾规律是：小旱年年有，三年一中旱，六年一大旱。干旱是桂阳人民的忧患，是发展农业的主要障碍。发展农业，务必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桂阳是农业大县，烤烟财政，工业缺电，农业缺水，八宝之地，尚待开发。农业要上去，一要打好水利建设这个基础；二要抓好烤烟这个拳头产品；三要健全完善生产责任制，出路在于集约经营，潜力在于改造低产田，解决剩余劳动力，稳产在于改变生产条件，提高抗灾能力，高产在于抓科学普及和提高，致富在于解放思想广开生财门路。我认为：桂阳农业的开发，关键是水利开发。我引导县委一班人齐心协力，把着眼点始终放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上，从治本的战略高度抓好水利和造林。曾提出“统一一个观点，明确两个重点，采取三条措施”。一个观点即统一“一班人”的思想。两个重点：一是大搞工程配套，二是大修小型水利，解决水利死角。三条措施：一是领导带头身体力行；二是开展评比，把兴修水利作为考核乡镇工作和干部的主要政绩内容；三是实行“以奖励代投资”的政策。以上举措坚持了六年。

六年来，在省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中型水库配套二座，中型水轮泵二座，新建小型水库19座，新建扩建蓄水万方基本塘1121口，增加蓄水1375.76万立方米，建电力排灌站19处655千瓦，建河坝270座，开挖渠道312条，开挖隧道20处，打井448眼，铺设输水管184条，长5.3万米，处理病险库22座，改河开沟1200条，长750公里，共移动土石方1350万立方米，投工2700万个，增加蓄水量3700万立方，增加保收面积55400亩，解决冷水田排水3.4万亩，解决干旱死角队634个，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村418个、48600人，争取国家投资411万元（每亩保收面积国家投资74元），群众集资920万元，水电装机容量由3000瓦增至1.3万千瓦。

为发展粮食，大力改造了32%的冷浸深泥田。这种田当地群众称为“犁田平肚子，插田脱裤子，扯草架板子，施肥转圈子，秋收冒谷子”。通过开膛破肚，开沟排水，改冬泡为冬种后，田浅了，土碎了，工省了，产量高了。由于兴修了水利，实施了“以奖代投”政策，为耕作改制大力推广烟稻连作创造了条件。业绩深受群众称赞，省委、地委多次给予肯定和表扬。地区连续数年在桂阳召开水利工作现场会，特别是1977年冬在桂阳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县长会议，19台小车连续三天参观水利工程，在全区乃至全省引起了很大震动。《湖南日报》1979年10月26日作了专题报导，编者按指出：“因地制宜，讲究实效，以小为主，以配置为主，很快收到了成效”。1982年《湖南日报》又指出：“桂阳县采取给奖金办法，鼓励社队兴建山塘、水库、提供经验，像这样花钱少、见效快、受益大的事情，很值得大大提倡”。

为了解决边远地区瑶、汉族人民人畜饮水问题，我把它作为县委工作重要内容。我曾徒步爬山涉水数次走访白水乡的民族村，桥市乡的辉山，莲塘乡的反坳等边远山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研究后采取了五条措施：一、延伸现有水利工程配套，把水引到山寨；二、提引溶洞水；三、开凿盘山渠，截引山洞水；四、封山育林，增加天然蓄水量；五、水利投资贷款予以倾斜。这样仅一年之内，瑶汉人民兴建二百一十七处饮水工程，使二百一十八个饮水困难的生产队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莲塘的团结大队，是瑶、汉聚居的大队，全队六十二户二百四十余人分居在几个村子里。县里拨给四千元，水泥四十吨，钢材二十吨帮助该大队开凿了十二里石渠，把溶洞水引到村上，解决了祖祖辈辈吃水难的问题。

桂阳从1978年起，试种推行烟稻连作、豆稻连作。通过改良大量成片冷浸田，解决了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粮烟争地问题。到1982年达到十余万亩烟稻连作，粮食总产由1976年的3.6亿斤增加到1983年的五亿多斤，相当于1949年的四倍；烤烟从不到八万担发展到四十万担，成为全国十大产烤烟县之一，产量一直居全省各县之冠，质量列为全国第二，使桂阳烤烟税收占当年财政收入60—70%，名列全省第一，全国第五，创历史最高纪录。烤烟成为桂阳农产品的拳头，农民收入的大头，县域经济的龙头。1982年桂阳被评为“地区农业先进县”，地委发给奖金两万元。我们把奖金分发给县乡干部，对山区干部增发雨伞一把，胶鞋一双，礼虽微薄，但对山区干部鼓舞很大，干劲倍增。

坚持蹲点扎根基层

坚持蹲点，扎根基层，使工作立于不败之地。在桂阳七年时间我很少住在机关，第一个春节是在莲塘水库同民工度过的，第二个春节是在荷叶煤矿同工人度过的。披星戴月，日走乡村，夜宿农户。我在敖泉兴塘大队蹲点五年。1977年下决心冲破小农经济束缚整治了杏村河，全长二十二华里，截直八十五个弯，顶宽二十米，底宽十四米，平均深二米多，动土三十二万方，石方三万五千方，花工三十三万个，石灰四十万斤，河砂一千二百方，水泥107吨，横贯五个大队，使杏村河成为可排洪、可防旱、可发电的河流。同时抓了配套水利，年年增产增收，两年摘掉全社缺粮帽，卖余粮500万斤。实践丰富了我的工作经验，干工作不能包办代替，办事情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搞工程要一气呵成，抓党的建设决不放松。我离开兴塘生产队时，两位队长相继患肝癌，过早离开了人世，在他们住院治疗期间，我亲自给他们找过医生、熬过药、送过饭。现在想起他们仍然心有痛楚、老泪泉涌。

在桂阳七年，不仅流汗，也曾流血。那是1980年7月30日清早，因出了晚工，睡眠不足四小时，天还未亮又起来参加双抢，同年轻小伙子一起使用电动打稻机。因疲劳过度，不知不觉就倒在十匹马力电动打稻机上，人从机上翻过去五六米远，险些以身殉职了，在旁的小伙子见我多处流血，一下子吓懵了，不知如何是好，我爬起来忍着伤痛，可惜走了不到三步，又倒下了，送到医院，已有十余处受伤，额角缝了三针。这一次我住院二十余天才把伤养好。出院后立即投入新的战斗，人们都说我命大，都说“你是好人总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桂阳七年，是我是从实际出发、真抓实干的七年；也是迎着风霜雨露，冒着严寒酷暑，日以继夜，查看田间地头、山塘水库，深入群众的七年；是抓根本、打基础、增后劲、添活力的七年。七年里坚持不懈兴水利，千方百计办水电；根治三水（洪水、冷浸水、矿毒水）破低产，造林绿化平生态；烟稻连作改耕作，粮食逐步走向稳产；经济从死走向活，人民生活步步高。我基本上做到了上不愧党和政府，下不愧黎民百姓。

七年实际使我懂得：一个合格的“班长”一靠自身正，二靠自身硬。要把豁达大度，敢于吃亏作为立身做人、为官从政的行为准则。团结是班子的生命，团结出战斗力，出干部、出人才、出政绩。苦干实干可以出思路出办法，可以出成绩出经验，可以战胜困难，开拓前进。没有苦干实干，一切无从谈起。只有贯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才能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人民团体的作用。

当我调离桂阳，告别相继二十余年县委书记的生涯时，数百乡亲相送辞行。六年之后（1990年）敖泉乡农村支书还集体赠送我一块玻璃匾额，上书“兴修水利，造福敖泉”。多好的人民，多好的基层干部，这一切使我深深惦念人民给我丰富的营养，惦念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惦记桂阳正在改变的山山水水，更怀念七十万勤劳苦干的人民，我一直把桂阳当成我的“第二故乡”。

离别桂阳已有二十多年，但我心系桂阳的发展，情牵桂阳的进步。每闻桂阳迈出可喜的步伐，我都深感欣慰；每闻桂阳取得新的成绩，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前几年我仍继续为敖泉的秀峰水库、温溪二库、四里的芦山水库，杨柳民族乡修路、建校筹集资金而出力。

如今每当旧地重游，走访城乡，吃庄稼人的饭，喝庄稼人的酒，观看亲历过的部分水利工程，与同志战友部属，叙旧谈新，倍感亲切。总的感受，二十多年来，在党领导下，桂阳农村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一切使我感到欣慰，激情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