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高东升，男，1932年出生， 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1年7月入党，历任临湘县委副书记、君山农场党委书记、岳阳市北区区委书记，1995年5月离休。

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

高东升

我于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摸爬滚打大半辈子，长期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离休多年，但那段带领农民群众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广大农民群众的淳朴善良、吃苦耐劳和创造精神，让我感到十分可亲、可敬、可爱，至今牵挂于心。我深深体会到，基层工作必须依靠群众，把群众当主人；关心群众，把群众当父母；服务群众，把群众当上帝；尊重群众，把群众当老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干群鱼水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赢得他们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吃饭象斋公，做事象长工，处理问题象包公”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干部作风的形象比喻。长期与群众打成一片，踏实为群众办事，真心与群众交友，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近了，和群众的感情深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自然高了。我在临湘县8区任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和坦渡、路口、源潭、聂市、文白等公社任第一书记长达15年的时间里，除了开会，基本上都在农村调研。每年在点上吃住劳动不少于60天，即使后来当了县级领导，工作繁忙，每年在农村吃住，劳动也在30天以上，有时在生产队里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被群众称为“三头”干部：赤脚光头，手拿锄头，生产带头。

1954年冬，湖南省作出治理洞庭湖和修复长江大堤的决定。战役打响后，全县劳动大军编成8个营，迅速奔赴南洞庭湖。那年冬天出奇的冷，整个冬天，大地全被冰雪封冻，电话线都被冻断了，工棚四周吊着的冰柱就象倒挂的刺刀。当时，我任8营民兵营长兼县指挥部宣传科长，既要带头完成本营的修堤任务又要负责全县战地宣传鼓动，真是“丈长的竹竿，难顾两头”。每天凌晨3点多钟起床，在裤脚上扎满草绳，拿着纸笔，迎寒风、踏冰雪，深一脚，浅一脚摸到全县8个民兵营收集情况，交指挥部办公室编印简报，然后赶到营部，组织民兵下工地。大灾年份，民工缺衣少被，连草都保证不了铺满床底，用芦苇、树枝铺得高低不平，农民兄弟冻得牙齿格格响。但为了安全起见，县指挥部规定不准在工棚附近生火。要稳住民工的情绪，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我坚持每天与民工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地铺，同挑一方土。每天大黑早冒着凛冽的寒风，雪泥朝破胶鞋里面灌，脚象针刺一样痛，等到炊事员把饭送到工地，头发上染了一层白霜，身上冒着汗水，满身都是泥巴，与民工们一样成了“泥菩萨”。整个冬天扁担冒离肩，锄头冒离手，肩膀红了又肿，肿又落皮，一层一层剥脱，一层一层磨破；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手茧象树皮一样粗硬；脚上生满了冻疮。民工们看到我饭吃得少，身体逐渐消瘦，还拼死拼命地带领大伙干，实在不忍心，都劝我：“高书记，你天天要到指挥部编简报，还要和我们一起挑土，太累了！你不要心挂两头，一心去搞宣传，我们这里你就放心，保证不给你抹黑。”群众的声声关爱，更坚定了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给了我无穷的力量。100多天，我坚持晚上写简报，白天挑大堤，做到宣传挑土两不误。全营民工倍受鼓舞，干劲冲天，提前10天完成了任务。

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县委委员，我享受每月1斤麻油、5斤面粉、一条飞马牌香烟的待遇，但每次物资发放后我就跟群众一起打牙祭。一天晚上，我同县委书记李满全在长源大队农民范文生家里召开老农座谈会，到了深夜，大家都饿了，我就拿出油、面粉和香烟，满全同志亲自动手下厨，结果5斤面全部吃光，香烟也抽掉了。我和满全同志就与农民一起滚喇叭筒烟，抽得津津有味。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送给农民兄弟1斤粮票，他们都特别感激，总要想方设法给予回报。家里包粽子、打糍粑、熬茴糖、做米爆、杀年猪，都忘不了请我品尝一顿。有时在农民家里吃饭，实在没有菜，他们就打个荷包蛋，放在饭碗底让我吃。那时，农民口粮不够，但接干部吃饭，总要煮锅白米饭，或少放点杂粮。按规定，吃了饭，必须给农户付3两粮票，l角2分钱，但他们每次都不肯收，我只好回到机关后，用信封包好，寄给各家各户。特别是“文革”中，我是临湘县第一个挨批斗、挂黑牌游行的走资派，要到每个乡镇都游斗，但我工作过地方的群众觉得我没罪，经常冒着挨斗，甚至是生命危险，偷偷给我送饭送菜。回想起这些患难兄弟的深情厚意，我永世难忘。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关键在于带领群众苦干。我任县委常委兼农办主任时，组织安排与余英生同志在陆城洋溪8队办点。这是个地处偏僻、欠粮欠钱欠物的后进队。英生同志坚持常年住队，一年回家不超过2次，我在村里常常一住就是半个月，带领群众在冶湖上游围垦了团湖，实现湖改田。当年就多收粮食48万斤，还搞了一些多种生产。不但还清历年旧帐，还留了余粮和资金给下年发展生产。大队书记刘修清说：“今年8队要用簸箕装钱。”由于我们干部时时事事带头苦干，做到“重担先上肩，冷水先下田”，因此干部振臂一呼，群众积极响应。真是喊破嗓子，不让甩开膀子带头干出样子。

1960年，我任聂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粮食全面欠收，加上苏联逼债卡脖子，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吃5月，望8月，青黄不接饿腊月，患浮肿病的人比比皆是，有的农民甚至举家乞讨。面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我心如刀绞，深感责任重大，我主动到最艰苦的长源大队蹲点。当时，长源的老百姓全部断粮，靠挖葛根、野堤篙、地米菜、小竹笋，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吃了观音土，大便拉不出，便用棍子挑。要解决这样的困难谈何容易，光靠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战胜困难共度难关，我到群众中调查走访，开座谈会，寻计问策。根据大家的意见，将全大队的劳动力分成3个突击队，进行生产自救。我带领一支由38名青壮劳力组成的远征突击队，每天往返40多里，到黄盖湖边的鲤鱼湖、太阳湖挖湖藕。凌晨赶路，天刚亮就下到齐腰深的湖泥里，每人每天定额100斤，以补充其他2个冬修突击队的粮食不足。杂粮有了保证，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白天劳力上工地，晚上主动做箢箕、修板车，还搞了许多“土发明”，加快了工程进度。一个秋冬，全大队共“啃”掉了18座山头，围垦了2个湖汊，总面积1800多亩，新建机埠4个，修渠道8处，纵横32华里，搬动土石方198万立方米，把3200亩低产水田改造成了高产稳产农田。到1962年，全大队粮食总产创下340万斤的奇迹，人均生产1吨粮，是1958年的5倍，人均交粮1000斤。大队办起了打米加工厂、红砖厂、茶场，成立了机耕队，集体存款达到38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120元，60%的农户有存款。一跃成为湘潭地区、湖南省的一面红旗，支部书记郭大梦两次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

三年困难时期，听说农民没有饭吃，毛主席带十分难过。他7个月不吃肉，与全国人民一起过苦日子，赢得了亿万人民的爱戴。省委书记张平化、地委书记王治国、县委书记李满全也定下规矩：省、地、县委领导都只留1个人守机关，其余统统下基层，先下去抓“的”，再回来放“矢”。我下乡从来不住招待所，都住大队部、生产队或农民家里，吃家常便饭，与农民面对面地交心通气，了解最真实的情况。1963年，早稻插秧刚刚结束，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根据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来到聂市、源潭搞调研。胡耀邦同志脚穿布鞋，语言谦逊平和，态度和蔼可亲，农民兄弟都争着上前与他握手，他一一迎接并嘘寒问暖。在黄盖大队为消灭血吸虫而围湖造田的地方，耀帮同志看到一望无垠绿油油的禾苗时，感慨万分，情不自禁背诵了毛主席的诗词《送瘟神》，并对王治国、李满全说：“你们这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老百姓不会忘记你们的。”1963年春节前夕，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谭余保、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步行60多里，来到长源大队，当谭书记看到当地群众通过自力更生，带来丰衣足食的喜人形势，特别高兴，“咚”的一声跪在地上，把我和县委书记李满全同志着实吓了一跳，以为谭书记走路扭伤了脚。可是余保书记满面笑容，向路旁四周的劳动群众抱着双拳，作了三个躬，真诚地说：“农民兄弟们，我谭余保给你们拜个早年来了！你们辛苦了！”周边的群众纷纷还礼，至今，长源村群众还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