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

彭亮根，男，1934年4月出生，1952年9月参加工作，1954年12月入党。历任乡、区干部，湘阴县农村部干事，三姊乡党委书记、汨罗县委副书记、书记，汨罗市委书记，岳阳市政协副主席，1995年9月退休。

一切工作要从调查研究入手

彭亮根

我于1952年参加工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遵循毛主席关于“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和“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好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教导。无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坚持从调查研究入手。现在选几个例子讲一讲，希望对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和年轻干部的成长提供借鉴和启示。

1964年 9月，县委派我到三姊公社（现为汨罗市高家坊镇）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后任命为书记。当时，省农业厅在新华大队试种晚稻“农垦58”和“农虎6号”，每亩单产达400公斤，是常规晚稻的2倍左右。有的同志提出立即大面积推广，而有的同志提出要慎重从事。理由是，这两个新品种在试种中也有明显的弱点。如脱粒难是“工坨子”，需肥多是“粪桶子”，病虫害多是“药罐子”，等等。我刚到职对情况不是很了解。为慎重起见，我决定组织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对以新华大队为主的全公社试种的300多亩粳稻，逐丘造册登记，对土壤、肥料、水利、防治病虫等情况，一一做出具体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沙泥田还是粘性土壤田，只要有水、有肥、勤防治、精管理，都能获得丰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决定大面积推广，并带动了当时白水区的5个公社在次年晚稻生产中开展60华里高产竞赛大会战，有力的推动了粮食大增产。

古培乡（今古培镇）的新合、培塘等村，有利用牛骨头加工毛笔杆、发梳等小日用品的传统，但文革中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加工这种小商品为主的家庭小作坊开始复苏。为了探索类似小加工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路、市场前景和政策支持等问题，1984年我同汨罗县委办、乡企局的几位同志一道，在这两个村挨家挨户调查，并以《大有希望的家庭工业》为题，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并以县委文件的形式，下发了有关鼓励发展家庭工业的若干意见。这次调查，有力的推动了当时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地委、省委的充分肯定。并让我代表县委在省委召开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专题发言。

1989年8月，我兼任汨罗市委书记。9月初，我到八景乡开展调查研究，着重了解乡村干部对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认识、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加快建设本地区的设想、个人需要向组织谈的问题等。该乡6个党委成员除一人不在家外，我与其余5人都谈了心，5个村支部书记也个个对我敞开了心扉。这次走访谈心活动，使自己深受教育，也增进了相互了解。回来后，我撰写了心得体会，并印发给有关领导，在汨罗市倡导了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风气。至1990年全市上下形成了大规模的市乡干部近距离走访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活动，走访面达到了90%以上，极大地改善党群、干群关系。

为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1989年9月起我跟市委一个工作组到红花乡石仑村蹲点作调查，先后两年多。这个村当时是71个党员，先后5次获得县委授予的红旗支部称号。但通过对全体党员的走访和问卷调查，也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信念淡薄。表示信仰共产主义的只有28人，占39%，信念模糊的39人，占54%，丧失信念的4人，占6%。二是威信不高。全村22个村民组，仅有2名党员担任组长，占9%。群众戏称“执政党不执政”。三是不履行义务。把党员称号视为“政治包袱”，说“甩不脱，背不起”，当党员吃亏，有的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按期交党费。四是年龄老化，文化低。全村党员中，50岁以上53名，占74%；30岁以下的仅5名，占6%；有中学文化的仅13人，占19%。通过调查分析，我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思想政治工作严重滑坡，忽视了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致使一部分党员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极个别的甚至后悔入党。二是组织工作中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当时调查，前10年入党的5名党员中，有4名是部队复员的，真正在当地发展入党的仅1人。三是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和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被群众戏称为“五子登科”（即无班子、无牌子、无章子、无票子、无位子），缺乏生机和活力。先进村的情况是如此，其他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深入开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两个“再教育”，以及“忆传统、作贡献、做新时期合格党员”主题教育活动，并建立了党支部活动、民主评议党员、党员岗位责任等制度。同时加强了共青团组织建设，制订了新党员发展规划。从而，较好地提高了党、团支部的战斗力，有力地推动了全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人民日报》内参还将我们调研报告印发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参阅。

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但也有少数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社会上有人说现在政策这么好，有的户连穿衣吃饭都不能自力，一定是懒，社会主义不能养懒汉。这使得一些困难户抬不起头。根据这一反映，1991年我对汨罗市各乡镇反映最贫困的共302户特困户，逐户做了登门走访调查。结果是：属于天灾人祸单靠自力难以抗拒的197户，占总数的65%；属于地域条件差、家底薄、生产技能低的40户，占13.2%，属于基本无劳动能力的32户，占10.6%；属痴呆、残疾的29户，占9.6%；真正属于懒惰的，只有4户，仅占1.3%。事实说明，98%以上的特困户，靠自身能力一时无法脱贫，是属一个弱势群体，绝不能一概斥之为懒。如果对他们不认真给予帮助，不仅影响平衡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会影响党群关系、影响社会公平、影响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并会危及到这一群体的后代。调查后，我们研究了五个方面共计13条扶贫帮困措施。我据此撰写的《汨罗市农村极贫户情况调查报告》，在当年岳阳市委、市政府“两办”开展的调研征文评比活动中获得优秀奖。

1995年，我退休。从2000年起，组织上决定我参加岳阳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工作。尽管已经退休，但我坚持调查研究的习惯一直没有变。围绕如何关心教育好青少年一代，我每年至少做一次专题调查。先后有《教书育人结合夯实人生基础——汨罗市职业中专的调查》、《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汩罗市2002年初中毕业生跟踪调查及思考》、《老少共建和谐社会——汩罗市高华村的调查》、《汩罗市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若干意见）的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及思考》、《家庭教育的调查与思考》、《加强新时期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调查与思考》、《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和对策——汩罗市的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被领导批示或在各级媒体上刊发。

回顾自己开展调查研究的经历，我有两点深切感受。一是要提高认识。我从实践中认识到调查研究是最科学、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是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表现，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才会在几十年的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一切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做到科学决策，减少失误。二是要掌握方法。应坚持“三个必须”，即必须吃透“上情”，认真领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使自己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把准“下情”，真心实意深入群众，诚心诚意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感受到你是贴心贴意为他们谋利益；必须发扬民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切忌带框框定调子，堵塞不同意见发表，否则就很难听到真知灼见，掌握真实的情况。

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更加开放，各级领导干部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信息传递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坚持调查研究的作风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要把坚持不懈地加强调查研究作为密切联系群众，提高领导干部本领，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根本措施，真正做到培养教育干部，要力促深入调查研究；考察干部，要看做了哪些有价值的调查；提拔干部，要看是否能带头作调查研究，是否做到了一切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作者系市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