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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一种记忆
讲70年前——1945年的故事，或者说是复述了一遍那年的故事，不为增加点茶余饭后的谈资，实为强化一种记忆。
那一年确实让国人扬眉吐气，自然要记住。然而从这一年上溯14年的时段更要记住。对中华民族来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只是结果，而“9·18”、“1·28”、“7·7”、“8·13”等和“南京惨案”、“厂窖惨案”等名词，还有“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百团大战”等名词，都是不会抹去、也不能抹去的记忆。
强化记忆，不是为了记仇——中华民族的宽容文化源远流长，而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强化那些记忆，是为记“理”，即坚守“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也坚守由此“理”再反思得出的结论，校正国家、民族之轮的航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全面深化改革等国家大政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
这是一个历史节点，于世界，于中国，于湖南。70年前——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用低沉的声音，发布了投降诏书。日军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中国结束了14年的抗日战争，“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的到来；也标志着湖南大部从日军铁蹄中解脱出来，人民回归家园。
欢庆的锣鼓，喜炸的鞭炮，在三湘四水响彻。
一、狂欢
其实，最早得到消息的是迁在安化桥头河（今属涟源市）出报的湖南日报社。8月14日下午3时，东京同盟通讯社发出电讯：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天皇诏书即将公告。报社员工抄收了这条电讯，当晚即在街头燃放鞭炮，宣布消息，欢庆胜利。
8月15日中午，电波传来了日本天皇宣读的投降诏书的声音，湖南大地一片欢腾。
湘潭一家理发铺摘下那副“日寇不除，有何颜面？国仇未报，负此头颅”的对联，换上一副新的：“神州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拟小锣、铙声）；举国若狂，且狂且狂且且狂（拟铙、大锣声）。”
美国新闻处访员(记者)张彦回忆，那天在湘西边陲小县芷江，“下午，大街上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往外跑”，一跨出大门他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发疯似地又唱又跳，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互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吆喝，请大家‘随便吃’……”
晚8时，航空第9总站电台报务员刘道民与3个战友一结束在芷江机场的值班任务，便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加入狂欢的队伍。当他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几十年后，刘道民老人回忆说，当时，“我们4个人当天在街上可威风啦，因为我们抬着机场的发报机和扩音器，大街小巷到处跑，反复地播放着电台的广播。”
二、血战
狂欢，一种释放。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蓄积的情愫太厚太厚了。
1938年武汉会战后，湖南成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前线，多少战事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据统计，仅全国正面战场的会战22次，就有6次发生在这里——三次长沙会战，让日军丢盔弃甲而退；常德，8000名中国官兵，16个昼夜抵御着日军轮番进攻；衡阳，17000余名中国官兵孤守衡阳47天，战至弹尽援绝。
3个月前，这里还发生了一场血战——雪峰山会战。雪峰山和中国人构成了铁的长城，抵御了日军最后的疯狂，取得了正面战场“最后一战”的胜利，歼敌3万余人。在血战中，七十四军一个连守卫武冈，连长周北辰身先士卒，手持冲锋枪，与突入阵地的日军进行白刃肉搏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夜晚，他又带领两名战士突入敌阵，杀死数名正在酣睡的敌人，并生俘两名敌少尉军官，最后身中两弹而光荣牺牲。这个连的官兵最后全部殉国。武冈县平镇乡（今属洞口县）共产党员萧健所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参加了国民党主力部队夹击三角坳日军主阵地，共同毙敌1000余人。
雪峰山会战的最后，是日军败退。当地百姓见识了他们的歹毒。日军一0九联队撤离溆浦龙潭司时，由原来的5000多人减为2000余人。另有500多名重伤员无法带走，联队长泷寺便将他们集中在三座民宅里，然后放上一把大火，将他们全部烧死——“孝忠天皇”。“两年后，附近村民清理废墟时，从中挑走残留骸骨几十担。”那些伤员在烈火中挣扎、嚎叫的惨烈场面，也成为当地人至今抹不去的恐怖记忆。
三、洽降
芷江，一个边陲小城。见证了洽降，也是情愫释放的“喷口”。
1945年8月21日11时15分，日本降使乘坐的飞机在芷江机场东部南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降落。这时，站立在机场四周的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机紧紧地围在中央。
日本驻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今井武夫，“一个手持橄榄枝、玩弄‘和平’的高级特务角色”，在“七·七”事变、诱降汪精卫、诱降更高层等都有他的身影。今天却要向中国方面投降，他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曾描写过此时的心情：“降使一行沉痛地陷于伤感之中”，“内心中充满了绝望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作为战败国使节，我们等于铐着双手来中国投降”。今天迎接他的是中国的声音：从机场前往会场10多公里的路上，挤满了人，不断有人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争罪犯”、“血债血还”等口号。人们不断涌向路中间，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就这样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在吉普车上“叮当”作响。这时的今井武夫一行从刚下机时的面无表情，变成脸色惨白。
而下午的洽降仪式，更让他威风扫地。来到洽降地点，双方互报姓名和身份后，中方命令他们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今井武夫听着颇为震惊，起初有些踌躇，随即申明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当被问及有无其他证明文件，他连忙取出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应付这场意想之外的尴尬局面。
四、受降
长沙，见证着“湘北曙光”，也见证过失城的惨痛。在日本天皇投降诏书发布20多天后——9月6日中国军队再次进入。15日的正午，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科学馆，中国军队以胜利者的身份接受长衡地区日军的投降。
会场布置肃穆庄严。会场的楹联是：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明无此壮；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
室内正面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及红色木质V字，左面悬挂有四大领袖画像，右面、后面则为窗户，射进来和煦的阳光，照耀满室，充满了光明、欢欣、胜利的气氛。室中正面横排三席，准备由受降主官及将领们坐的；对面约距二公尺处亦设有一席，此系日本投降主官所坐；两侧排有两行靠椅，后面亦有三行靠椅，此系为观礼的中外来宾及长沙市各界领袖而设。各席上均铺着白色桌布，四边均镶有红、白、蓝三色布条，受降主官及投降代表席上均置有大铜墨盒、毛笔及印泥各一件，上面均刻有“日军投降纪念”字样。
在11时左右，中美来宾均先后到达，都以极端欢乐的情绪谈论即将举行的受降仪式。
中国方面受降长官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他就坐后，受降典礼即开始进行，由中国军官引导日方投降代表（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坂西一良中将等入室。坂西等穿军礼服，被导入室，首先对四领袖肖像致敬，继而对王耀武鞠躬致礼，王欠身作答后，即命就坐至指定席次，并命呈验身份证明文件，继在指示日军投降缴械办法之武字第一号训令上签名，交由罗副参谋长宣读，再交坂西一良亲收。坂西即起立，双手接受，并表示谨遵奉行，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手续完毕，坂西等起立后，倒退一步，又向王耀武鞠躬致礼，遂由中国军官引导出室，此庄严伟大之仪式遂告完毕。旋由王耀武发表谈话，大意是，受降任务的达成，他感到“无上愉快”。其所以对“敌军过去暴行予以宽恕，表示我大国民仁厚之传统风度”，以“对世界所负之责任”，“用民主思想与人道主义，灌输曾经受过法西斯主义董染之轴心国民，使其知错就正，同度世界永久之和平”。
同日，第十八军第十一师长杨伯涛在湘阴城郊师部礼堂接受日军六十四师团的投降。
上午9时，杨伯涛在礼堂正中的长桌前面南而坐。日军师团长船引正之中将和随员被引入礼堂。船引正之等人在后，一齐立正脱帽向杨伯涛行鞠躬礼。船引正之随即双手呈上投降书及所有的表册，又将其身上佩带的手枪一支、战刀一把和12倍望远镜一并摘下，双手高举一一呈献给杨伯涛，再一次脱帽向杨伯涛鞠躬行礼。杨伯涛事前未料想到有此一节，所以毫无准备，只好自己站起身来用双手接过，幸亏师部副官段象海很机灵，迅速由礼堂外转至杨伯涛的身边，将东西接过去，杨伯涛才从容转过面来，对着船引正之点头表示接受。仪式完毕后，船引正之等后退三步，向杨伯涛鞠躬敬礼，即转身出礼堂。
同日，日军六十八师团在衡阳、一一六师团和十七旅团在岳阳分别向中国军队投降。
五、清点
狂欢过后是面对。
日军铁蹄的蹂躏，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创伤无法用任何词形容。
8年间，湖南死亡92万多人，重伤170多万人。“厂窖惨案”、“营田惨案”、“青山惨案”等永远让湖南人民心头滴血。今年1月18日，在长沙县福临铺，人们向记者讲述了7个男童被砍头的惨况。这些男童都是小学生，正在上课时被日军堵在教室。日本兵指着墙上的孙中山挂像问是谁，第一个男童回答“这是我们的总理”后头颅马上落地。后面6个男童给出同样的回答，生命也是一样的结局。仅在常德保卫战期间，就有14万余同胞死伤，3.5万余名妇女被奸污，7万多栋房屋被烧毁，300万难民无家可归。
8年间，全省有70%的县市遭受日军飞机的空袭轰炸，死伤平民达2.8万余人，其中以长沙、衡阳、岳阳的损失最为惨烈。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致使常德县鼠疫流行，600余名民众因此致死。
8年间，战火毁房94万多栋，毁粮4000多万担，损失耕牛64万多头，造成经济损失12万多亿元（法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时，100法币可买一头耕牛或两头黄牛）。到1945年底统计，全省稻谷产量为6730余万石，较1936年、1937年、1939年和1940年四年平均产量的1.687亿石，减少60%。
8年间，全省公路由战前能通车的3500公里，降到200公里，其余的不是被日军占领，就是为抗战而自行破坏了。
医治战争的创伤，刻不容缓。
六、北返
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湘籍著名记者严怪愚是报道洽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者。他回忆，8月21日晚上，中国参加洽降的最高军事长官何应钦举行了鸡尾酒会。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受地区？”何应钦反问道：“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这话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也让人产生许多担心来。
其实，担心的事正在发生。在全国欢庆的日子里，一个湖南人——王震将军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却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这支部队自前一年11月20日从陕西绥德出发，途经晋、豫、鄂、赣，一路战日本，斗顽军，这一年3月23日来到平江城。在湖南活动了几个月，再南下广东，目的是建立华南抗日根据地，迎接对日大反攻的到来。抗战胜利了，毛泽东事前估计的情况果然发生了——顽固派绝不允许这支部队“鼾睡”。在湘南听到“日本投降”的特大喜讯后，王震欣喜若狂了一会儿，更严峻的局面接踵而至。国民党军队多支部队前来“围剿”，将他们困在桂东的深山老林里。
8月29日，中共中央电令，为避免内战，南下支队回师北返。如是，王震率部在枪林弹雨中杀开一条北返之路。
七、谈判
在王震接到北返电令的先一天——1945年8月28日，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大事发生了：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按他自己在诗作中说的：此行“无非一念救苍生”——与国民党和谈来了。《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1945年10月8日，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举行的宴会上，毛泽东喊出了“新中国万岁”的口号。
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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